诸暨,这是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城。

  穿城而过的浦阳江水,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几分色彩。生活在浦阳江两岸的市民,凭借水的便利,演绎出许多水上健身活动,端午节赛龙舟,就是其中的一项,可以称得上是水上狂欢。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在古代的天文学中,认为是日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易经》称其为“飞龙在天”,此时龙星处在“中正”之位,既“得中”又“得正”,为大吉大利之象。

  在四五千年前的诸暨,居住在这里的古越人民崇拜神龙,以龙作为部族保护神,并认为他们是龙的子孙,在楼家桥遗址就出土了“中华第一龙”,越人不仅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赋予天象“飞龙在天”以多重含义和寄托,形成祭龙以酬谢龙祖恩德、压邪攘灾、祈福纳祥的礼俗,衍化成“端午节”。越人将食物投入江河水里祭祀龙神,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在急鼓声中以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祭龙神,也给自己游戏取乐,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

  这些关于端午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起源,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和屈原有关。其实早在隋代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认为端午节龙舟竞渡是与吴越争霸时期的伍子胥和句践有关。梁朝的宗慷在《荆楚岁时记》中描述五月五日竞渡之俗时,注引《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句践,不可详矣。”唐人韩鄂在《岁华纪丽》卷二,端午条下释:“救屈原以为俗,因句践以成风。”宋代高承《事物纪源》刊文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岁时广记》卷二十一也引用《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句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者也。”由此可见,端午以龙舟竞渡,这与越人崇拜龙(蛇)图腾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所以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中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日。”端午龙舟竞渡也就形成了越人独具风韵的节日风俗文化。

  1976年12月,在宁波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羽人竞渡”铜钺,高9。8厘米,宽12。1厘米,通身金黄色。其中一面铸有边框,框内上方为装饰有龙纹,2条相向的龙,昂首向天,前肢弯曲,尾巴向内卷曲。龙的下方是一条狭长的边框线,上面坐有4个人,头戴羽冠,奋力划船,动作整齐一致。

  这件器物的出土表明了古越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这种龙舟竞渡的活动。

  而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及东南亚这些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上,大多铸有与宁波出土的铜钺类似的“羽人竞渡”纹饰。如云南石寨山出土的一个铜鼓上,高46厘米、面径68.5厘米、足径84厘米,该铜鼓饰太阳纹、羽人竞渡纹、牛纹、鸟纹、舞蹈纹等,简洁流畅而富有动态美。器身所饰羽人竞渡纹似记录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船身较为狭长,表面装饰有云纹,船头有巨龙角,船上坐有15人,头上都带有华丽的羽冠,耳朵上戴着圆形环,手臂上戴有镯。每两人并排列坐,船上的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各行其事,繁而有序。4艘船绕铜鼓按顺时针方向环行。

  又如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两个铜鼓有龙船纹,大铜鼓上有6只巧船船身窄长,首尾高翅,都有羽毛装饰,每条龙船上有6个羽人,头上戴有羽冠,排成一行,最前1个羽人手执羽杖,像是指挥者,后面5个羽人都作相同的划船动作。

  这些刻画在青铜器上的“羽人竞渡”图,将古越人奋力划船的情景穿越几千年,如实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引发我们无限的联想。

  据《越绝书》记载:古越族人生活在南方江河湖泊水系发达地区,他们喜爱用龙舟来进行祭祖活动,早在远古时期,龙舟祭祖活动就已成为吴越族人的习俗。这源于吴越族人是龙图腾崇拜族群,他们自称为龙子,如《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学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为什么越人会认为在身上刻画了龙蛇之状后,就能不受蛇(龙)的伤害呢?对此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鳞语》中作了解释,他说:“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贝者皆绣身而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告噬。” 一语道破了越人纹龙、纹蛇的根由,即让龙蛇视己为同类。也就是说奉蛇(龙)为图腾。《吴越春秋》卷四中就有越国在自己的城门上立“木蛇”,“以象地户”“以象龙角”的记载。因此他们将刻有龙图案的独木舟当作神灵来祭祀,这种古老的水上祭祀活动,属于吴越族人原始的宗教活动。

  越人与水息息相关,造舟的历史更是悠久。《淮南子·齐俗训 》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据浙江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竞渡用的独木舟和木桨;在诸暨也有相应时代舟和船桨的实物出土。如句践曾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故《艺文类聚 》卷七十一引《周书》说:“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竹书纪年》记载,襄王七年(前312年),越王派人至魏国献“舟三百”,可见在当时舟成为越人重要的外交礼品了。

  远古时期吴越的龙舟祭祀活动,延续到了战国时期,首先受到吴地水神伍子胥悲怆生命归宿的影响,伍子胥在吴越地区的形象是文武双全、集忠孝两全于一身的英雄,为此《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对伍子胥的功绩做出了详细的记载。伍子胥死后被尊为潮神和水神,祭水神伍子胥的习俗出现使龙舟文化寓意突破性地与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宗教活动内容就逐渐被人物的悲情美事件所代替。约两百年后,吴、越、楚三大文化在分裂合并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进入了鼎盛期,荆楚地区族人为了纪念与伍子胥有着相似身世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们沿袭了吴越地区龙舟竞渡的做法,以楚人屈原的形象为媒介,把龙舟竞渡运动逐步推向深入。两个鲜活的人文资源确保了龙舟文化的跨越式发展。随着龙舟祭祀活动内容由抽象转为具体,其文化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龙舟文化性质的升华,增加了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到隋唐统一后,起源于吴越地区的龙舟竞渡活动,已经由荆楚地区向华夏大地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龙舟竞渡文化运动的发展,龙舟精神也由此成为神州爱国的民族精神。

  诸暨是越国古都,回首2500年前,句践退守句乘山,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在浦阳江上以龙舟竞渡为由训练水师,挥戈北上,问鼎中原,这一划,划出了诸暨,划出了一段历史的传奇,流传至今。(■郦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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